今世改正主义,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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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①毛泽东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⑨同上。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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